抵制家乐福的活动终于在云南昆明突破了理性的底线。据《云南信息报》报道，4月16日，昆明某家乐福超市门前有200多人抗议，他们用巨幅的五星红旗堵住家乐福仅有的两个入口，并对每一个出入大门的市民表示鄙视。同时，现场有反对抵制的民众被斥“卖国贼”，遭众人推搡，甚至被众人扔瓶装矿泉水，在场警察称，前一天也曾有反对抵制者被打。

　　坦率说，我是支持社会多元意见表达的，甚至认为不同观点的交锋能够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但是这一次我不得不说，与以往的几次民众自发爱国行动所不同的是，这次“抵制家乐福”的行动，公众第一次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行为分化，也第一次出现了抵制与反抵制民众的直接肢体对抗。极端民族主义的苗头已开始在此次家乐福抵制活动中出现。

　　这种行动分化不同于观点的交锋。在大多数时候，抵制或者不抵制的行为，只能代表自己的一种态度。如果因为别人不抵制、或者质疑抵制就加以谩骂、人身攻击，动辄扔瓶子。那么这种行动本身既失去了理性，也失去了合法性，反而让更多的人质疑这样的抵制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是否有助于在世界上形成一个良好的民族形象。我们都还应该记得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

　　其实从白岩松发表“反对抵制”的言论，博客遭到脏话留言；到昆明家乐福门口双方肢体推搡，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应该不应该“抵制家乐福”问题了，而是一个面对西方偏见，面对舆论分歧，中国人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愤怒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也有很多表达渠道；而这一次的愤怒，更应该促使民众的团结一致，下决心办好奥运会，让国际舆论对一个新兴的中国刮目相看。在这个时刻，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是中国的形象大使。发生在家乐福门前的推搡和争斗，不应该是中国形象的常态。

　　抵制家乐福舆论的快速积累和爆发其实也反映了另一个问题。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这30年中，中国民众的国家意识和自我意识觉醒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但是与此同时，社会矛盾的积累也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社会矛盾的积累往往推动无理性意识向行动的蔓延。尽管“抵制家乐福”是在奥运大背景下的一个个案，而法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也的确是国际社会的极少数现象，但是我们仍然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在社会矛盾中的消极作用；更要警惕这种消极作用和国际交往的挫折感叠加之后，可能诱发的扩散效应反应。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必须建立一个国际定位，而这种国际定位一方面来源于世界对自身的看法，另一方面更来源于自身公民的定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其实并没有彻底走出历史的阴影，形成一个既有尊严、又有理性的民族心态。而恰恰在这种情况下，极端的民族主义更容易形成自我满足。它反而会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分裂，甚至强迫民众进行自我划分或者自我切割。这种消极作用产生的后果，历史上有着无数教训。

　　埃利亚斯·卡内提在《群众与权力》里说：人们容易听任天赋的自然冲动，但我们相信中国公众是例外的。理性和法律应该是文明社会一次又一次被重申的基本理念。而在这些基本理念被自觉地接纳之前，重申永远不会多。尽管抵制家乐福或许只是2008年春天的一个小插曲，或许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想每一个人仍然不应该忽视它所体现出来的种种潜在危险。

　　□石嘉（北京 学者）昆明某家乐福超市门前出现的不理性现象，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苗头。抵制家乐福或许是一种表达自由，但决不可突破法律的底线。

　　抵制家乐福的活动终于在云南昆明突破了理性的底线。据《云南信息报》报道，4月16日，昆明某家乐福超市门前有200多人抗议，他们用巨幅的五星红旗堵住家乐福仅有的两个入口，并对每一个出入大门的市民表示鄙视。同时，现场有反对抵制的民众被斥“卖国贼”，遭众人推搡，甚至被众人扔瓶装矿泉水，在场警察称，前一天也曾有反对抵制者被打。

　　坦率说，我是支持社会多元意见表达的，甚至认为不同观点的交锋能够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但是这一次我不得不说，与以往的几次民众自发爱国行动所不同的是，这次“抵制家乐福”的行动，公众第一次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行为分化，也第一次出现了抵制与反抵制民众的直接肢体对抗。极端民族主义的苗头已开始在此次家乐福抵制活动中出现。

　　这种行动分化不同于观点的交锋。在大多数时候，抵制或者不抵制的行为，只能代表自己的一种态度。如果因为别人不抵制、或者质疑抵制就加以谩骂、人身攻击，动辄扔瓶子。那么这种行动本身既失去了理性，也失去了合法性，反而让更多的人质疑这样的抵制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是否有助于在世界上形成一个良好的民族形象。我们都还应该记得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

　　其实从白岩松发表“反对抵制”的言论，博客遭到脏话留言；到昆明家乐福门口双方肢体推搡，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应该不应该“抵制家乐福”问题了，而是一个面对西方偏见，面对舆论分歧，中国人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愤怒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也有很多表达渠道；而这一次的愤怒，更应该促使民众的团结一致，下决心办好奥运会，让国际舆论对一个新兴的中国刮目相看。在这个时刻，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是中国的形象大使。发生在家乐福门前的推搡和争斗，不应该是中国形象的常态。

　　抵制家乐福舆论的快速积累和爆发其实也反映了另一个问题。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这30年中，中国民众的国家意识和自我意识觉醒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但是与此同时，社会矛盾的积累也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社会矛盾的积累往往推动无理性意识向行动的蔓延。尽管“抵制家乐福”是在奥运大背景下的一个个案，而法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也的确是国际社会的极少数现象，但是我们仍然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在社会矛盾中的消极作用；更要警惕这种消极作用和国际交往的挫折感叠加之后，可能诱发的扩散效应反应。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必须建立一个国际定位，而这种国际定位一方面来源于世界对自身的看法，另一方面更来源于自身公民的定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其实并没有彻底走出历史的阴影，形成一个既有尊严、又有理性的民族心态。而恰恰在这种情况下，极端的民族主义更容易形成自我满足。它反而会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分裂，甚至强迫民众进行自我划分或者自我切割。这种消极作用产生的后果，历史上有着无数教训。

　　埃利亚斯·卡内提在《群众与权力》里说：人们容易听任天赋的自然冲动，但我们相信中国公众是例外的。理性和法律应该是文明社会一次又一次被重申的基本理念。而在这些基本理念被自觉地接纳之前，重申永远不会多。尽管抵制家乐福或许只是2008年春天的一个小插曲，或许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想每一个人仍然不应该忽视它所体现出来的种种潜在危险。

　　□石嘉（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