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东莞童工现象之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展开解救行动。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许多童工不知所措，一些孩子流下了眼泪。但这眼泪不是为拯救者的到来而感恩，不是为逃离工头魔掌再见天日而放心，反而是为日后的生活感到迷茫、害怕。一个小女孩哭着说：“我不想回家，我爸爸妈妈已经把我卖了。”(4月29日《南方都市报》)

    在解释这一事件时，一位学者声称：“贫穷才是真正的原因”。作为这类观点的有力注解，一位童工妈妈在听到记者描述“你儿子在那边很可怜，两三天才能吃到一顿米饭”后，第一反应竟然是“什么，两三天就能吃到一顿米饭？”刚还为儿子失踪痛哭的她，突然变得一脸惊喜。

    贫穷在这一刻显现出它压倒一切的力量。那位童工妈妈脸上的惊喜甚至让人怀疑解救行动的正义性。暴力工头、黑中介、不良企业也不再如想像中的那么面目狰狞，把这些饥饿的孩子从大山里带出来，给他一条生存之路，是不是“次优”的选择呢？这种解释之下，渎职的监管部门对企业非法雇用童工行为视若不见，似乎也成了给人一条生路的良心之举。

    人吃人是最罪恶的吧？可在饥荒年代，“易子而食”不也曾是可谅解的行为么？用贫穷去解释原因，则人间一切罪恶都是可谅解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些童工的父母还只是把孩子送去做童工而已，没互相交换煮来吃掉。用贫穷来解释东莞童工现象，那将是没有人有罪，甚至有罪的也可以被解释为某种另类的“拯救”。如此，则禁止雇用童工的法律也成了劣法，因为这种情况下禁止雇用童工即意味着堵住了孩子的最后生路。

    但当我们这样解释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悄然地、无耻地放弃了责任，彻底以良知沦丧的态度来谈论这一问题，是在以贫穷为理由强行突破社会文明的底线。2002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将每年6月12日定为“世界无童工日”。在2007年6月19日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明确承诺中国政府打击雇佣、使用童工的非法行为。当我们作出类似的表态时，已经实质上承诺担负起这样的一种社会责任，即不让做童工成为孩子的最后生存方式——没有一个孩子应该为了活下去而沦落为“童工”！

    这承诺意味着当孩子的生存受到威胁时，社会必须伸出救援之手，而不是让他们在孤立无援中赖“黑工头”的剥削、欺凌为生。

    如果国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督促和协助它尽到责任，而不能以“贫穷”为理由解释一切罪恶，放弃社会文明底线，退回蛮荒，然后在无可奈何中感叹现实的坚硬，掩盖好良知继续在无耻中自得下去。我们要问，国家为孩子做了什么，我们这些成年人，又为这个国家的孩子做了什么？国家也好，公民也好，我们都在干什么？(范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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