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骚乱以意料之外的速度发酵，成为中国在奥运之年必须要跨过去的一道坎。4月18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教授单光鼐、时事评论员蒋兆勇、新加坡联合早报研究员于泽远等就本次事件里部分西方媒体的表现、中西方社会的冲突与误解、西藏事件的应对之策等问题做了深入对谈。南方周末对部分谈话内容进行了整理，加以编发。
 

如何与外国媒体打交道
    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会见西方记者，穿一身朴素的旧布衫，很会说话，感动了西方。

    于泽远：有一部分西方记者对此次西藏报道，在事实框架下有问题。几张照片，放在头版头条，竟然用错，这决不是无心之过；而且事后缺乏非常郑重的道歉。西方价值观我不排斥，他们倡导民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在做的事情，但这件事刺伤了很多华人读者。

    蒋兆勇：我在家能看国外二十几家电视台。在西藏问题上，一般都是播发外国记者的报道、西藏流亡政府的说法、中国政府的说法、外国旅游者拍摄的画面，具体事实部分无大错，这次之所以在媒体传播环节激起这么大的波澜，主要是很多境外媒体的评论偏颇得厉害，出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严重错位，违反了大多数中国人对事实的判断。在西方世界的话语里，事实被构建成了汉族压迫藏族。如果没有《经济学人》的麦杰斯、德国记者花久志等人证明中国官方的克制，情况更复杂。好在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怀柔的，虽然在一些方面有人感到不满，但反抗的只是一小撮，而且主要在境外。远远谈不上是一个整体的反应，所以他们在国内进行动员的社会基础并不大。

    问题在于，达赖很懂得讲非暴力、民主、自由这些西方受众听得入耳的话，所以才有他们讲的所谓“占了高地”，恶话善讲，在西方动员能力比我们强，比我们灵活。

    于泽远：我感觉，中国现在可以有这个自信让外国记者去西藏采访，不用怕。

    对西方媒体的基本信用要有信心，他们一定会观察分析主流藏民在干什么。媒体不会或者没有能力挑动藏人闹事。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攻击情绪也许会有，已经攻击几十年了，还怕什么？

    蒋兆勇：在大政策清晰的情况下，对外传播也要有授权制，要第一时间公布，不宜层层报批。如果谁也不敢负责，谁也不用负责，最后就只好层层上报给最高领导层，但最终决策人没有现场感，对事情来龙去脉不一定完全清楚。

    我认为，西藏政策的表述需要精致的话语，需要请顾问来设计，而且需要有超脱的顾问，而不是受体制束缚的公务员。美国的安全顾问就不是公务员，从机制上就容易说真话，也更专业。

    于泽远：外交部三次对CNN表示抗议，使用的语言都比较激烈，我认为反应不一定要这样大。CNN只是一家媒体，不是政府，很难在对等的政治层级上还中方一个公正。

    蒋兆勇：相当部分的人不理解，《华盛顿邮报》可以连发3篇社论，立场截然不同，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说话。

    电视台同样会把不同想法的人作为收视的目标，用个性化的攻击性言论刺激收视率，我们也别把那些话太当回事。在现代商业社会，电视台怕观众，不怕政府，它觉得它天生就是监督政府。你要它向政府道歉，它顺势要把自己打造成不畏强权。但民众要它道歉又是另一回事。

    于泽远：我们的话语形态需要改变，如果用斗争语言去指责西方媒体，往往效果不大。不善于沟通，会导致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更加难以避免。这次驻英大使傅莹的文章较好，她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火炬传递之后的思考》，批评西方对西藏和火炬传递一边倒的报道，“站在东西方之间，我担心中国人民与西方人士相互之间的观感，将迅速走向对立”。

    西藏问题正在变成一场东西方之间的论战。我认为应该利用奥运会开幕前的3个多月时间，缓和与国际主流媒体的紧张状态，改善关系。
    蒋兆勇：要记住一点：如果坚持宣传的方式，就永远打不过自由传播。我们需要适应世界文明框架下的对外传播，学会使用尊重人的话语，不能首先让自己失去了道德高地。行政化的宣传工具也难成为有公信力的媒体。不着眼传播规律的摸索，没有创造性思路，没有构建话语和设置议程的能力，我们永远是国际话语体系的矮人，话语霸权永远在别人手里。

    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会见西方记者，穿一身朴素的旧布衫，很会说话，感动了西方，连美国军事观察团都有人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都要求对华军援分一部分给共产党。毛泽东1950年代处理西藏问题，缓和民族关系，政治家要有这样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