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当时担心家人被牵连吗？

　　胡：我不能和家人同事商量。越是这个题目，越是不能商量，一人做事一人当，千万不能跟他们商量。一旦事发，肯定牵连。

　　南大校园当时私下批“文革”的很多，但是没有听说批“两个凡是”，因为大家没有发现“两个凡是”问题。我发现了“两个凡是”的问题，我只能一个人去搞。

　　新京报：当时的心境很孤独？

　　胡：犹豫了个把月，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

　　新京报：事后证明你平安度过了。

　　胡：“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当然不能把“两个凡是”写在标题上，公开“宣战”。一个老同志警告我说，不要学《三国演义》里面的许褚，赤膊上阵，要能够保护自己，自己要站住了，才能够打仗。

　　新京报：那你是怎么做的？

　　胡：我懂了，要有斗争策略。因此我千方百计回避“两个凡是”，我决定将林彪的“天才论”和“句句是真理”作为替身来批“两个凡是”，这些与“两个凡是”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嘛。读者一看就能够明白，我就达到目的了。我的选择就是从理论上、哲学上彻底否定“两个凡是”。

　　新京报：成文过程听说也颇费周折？

　　胡：是的，1977年6月底，正要动手写文章了，妻子被查出患了肿瘤，开刀住院。我在病房外的走廊里陪护，蚊子很多，也很热。整个晚上睡不了觉，我就找个木凳放在走廊里，趴在上面，查资料，写提纲。花了好几个晚上。7月，妻子出院，正好放暑假了，我把文章写出来了。然后一遍遍地改，改得密密麻麻地再重新抄，改了好几遍。

　　文章是独立思考的结果，未受人指使

　　新京报：后来有人认为你写文章是受指使，配合邓小平复出的需要。

　　胡：那是凭我的独立思考的结果。当然后来我知道小平早在1977年5月24日就批了“两个凡是”。但是那时只有很小范围内知道这事，那时我们省委书记都不知道，我更不可能知道。

　　新京报：文章是怎么发表出来的呢？

　　胡：文章写好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找谁发表呢？此前，《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来南京参加江苏省委党校的一次理论讨论会，会议休息期间，王强华通过别人跟我认识，他当时要我给他们写文章，我说好。

　　所以，9月份我将稿子寄给了他，但是几个月都没收到回信。

　　新京报：当时可能是话题敏感，他们不敢发？

　　胡：我不知道。文章寄过去后三四个月没有回信，到了1978年1月，我终于收到王强华的信和文章小样。说要我写得严谨一点，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这样前后又修改了几次。

　　新京报：最终发表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胡：1978年4月下旬，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在《光明日报》见到了当时的总编杨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还有孙长江，王强华。

　　杨西光告诉我，本来准备在4月2日的《光明日报》哲学版上发表，但是他看了这篇文章，觉得很重要，发哲学版太可惜，他要把它放到头版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不过他强调说文章要修改，加强它的战斗性。

　　我住在《光明日报》招待所，继续修改。我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吸收了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吴江提出的意见。孙长江在文章的修改上，花了很大工夫，提高了文章的质量，做出了贡献。我最初定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我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以后我又把“一切”二字去掉。最后，杨西光加上“唯一”二字，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知道，文章是要先由胡耀邦亲自审定。最终决定先由《理论动态》发表以后，《光明日报》第二天再公开发表全文。

　　新京报：文章发表后，遇到压力大吗？

　　胡：这篇文章出来后，有一段时间很紧张的。到了6月初，一天早晨我在广播里面听到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面讲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我只要听两三句就懂了，当时感觉就很轻松了。

　　文章发表后，家人和同事都支持，都很高兴。特别是南大的老师、同学，都是一个调子支持我。家人开始不知道我的文章是什么内容，也不知道这个风险，后来知道了已经时过境迁了。

　　新京报：反响怎么样？

　　胡：文章发表过后，我到各地去宣讲了六十多场，是各省市的单位自己来请的。我继续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在很多刊物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