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飞

　　一般相信，真相会导致和解，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口号就是‘真相：通往和解的道路’。只有还原真相，才能洗净历史的伤口，产生心理宣泄的效果，帮助人们开始全新的生活。

　　进入“国家道歉”时代

　　2008年6月11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在国会代表联邦政府，就上个世纪初原住民儿童在寄宿学校遭受虐待的历史正式道歉。这也是加国政府继在发达国家中，率先设立原住民真相及和解委员会，制订经济赔偿计划后，迈向政治和解的最新举措。无独有偶，今年2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国会发言，向本国“被偷走的一代”公开道歉。

　　曾记否，从二战之后的战败国德国开始，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华沙“惊世一跪”，忏悔法西斯的侵略暴行。1993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正式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5年，法国总统希拉克为法国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迫害犹太人的行为道歉。挪威国王1997年为挪威对犹太人等少数族裔的压迫道歉。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同年代表英国政府对几个世纪前爱尔兰大饥荒中，饿死的爱尔兰人表示歉意。

　　此外,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任内，也曾向卢旺达人民，就美国袖手旁观卢旺达大屠杀道歉，为美国插手萨尔瓦多内战道歉，对冷战期间美国进行人体梅毒实验道歉。英国女王也于近年向新西兰毛利人道歉，就印度独立前阿姆利则惨案道歉。教皇保罗二世在2000年千禧弥撒上,为基督教会两千年来所犯下的种种不义，诸如十字军东征，歧视犹太人，宗教迫害公开道歉，请求宽恕。至于智利民主转型后，文人总统艾尔文接受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交的“永不再犯”(Never Again)调查报告，针对军人政府的国家恐怖主义，向受害人家属作出国家道歉，通过电视向全国现场直播，热泪盈眶的总统形象震撼人心。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降，国家道歉逐渐形成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蔚为大观。道歉政治已一跃成为转型正义中的热门话题。历史真相渐次浮出水面，不再成为民众记忆中的空白地带。无怪乎有学者惊呼，世界历史终于翻开新的一页，进入了“国家道歉”的时代。

　　所谓国家道歉，通常是指一国政府就其历史上，曾经践踏基本人权的行为向受害者或其后代，公开表达遗憾和悔恨之意。进而承担由此而来的道义责任，保证日后尊重人权和法治，承诺不容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

　　从国际法的角度观察，新政府理当对过去的国家罪行承担概括责任，无可推卸。日本拒绝对二战“慰安妇”问题作出国家道歉，欧洲大国不愿就殖民主义历史向非洲国家道歉，自然成为众矢之的，难逃国际舆论的指责。

　　道歉是和解的起点

　　国家元首在国际场合所作的国家道歉，其对象往往是过去受到本国侵略的外国民众。而针对国内的国家道歉则通常由政府先行设立客观中立的调查委员会，在调查核实与广泛咨询民意的基础上，提交专门报告，最后再由政府首脑出面予以正式道歉。

　　国家道歉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将道德要求和政治考虑合二为一，其所具有的三大独特效果使之脱颖而出，成为转型正义中不可或缺的神兵利器。

　　首先，国家道歉意味着对历史的重新诠释。之前为人刻意忽视的历史不正义得以重新加以审视，相关历史罪行大白于天下。即使不能让所有人在历史的细微处达成共识，历史的真相却再也不容否认。

　　其次，随着历史真相的还原，受害群体的人性尊严获得尊重与承认。对于他们的历史苦难与现实困境，政府与社会有责任伸出援手，他们也有权利要求国家赔偿。

　　最后，国家道歉促使政治人物与普通民众，共同反思政治的正当性赤字与国家的伦理亏空，提升政治道德，涵养人权文化，推动政治和解。没有配套政策支撑的国家道歉，固然常受人批评为口惠而实不至，但是国家道歉本身就有其不容否认的正面价值，也是政治和解的起点。

　　学术界公认国家道歉是政治和解的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只有在还原历史真相，厘清政治责任的基础上，通过国家道歉，辅之以国家赔偿，弥合历史创伤，才是通向政治和解的不二法门。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从现实到道德层面，只有政治和解才能为不堪回首的历史许下充满希望的未来。

　　“真相：通往和解的道路”

　　世界上许多转型国家面临着共同的难题———如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全民和解。从尼加拉瓜到危地马拉，要求社会和解的呼声日益强烈，各国纷纷以立法的方式希望借此实现社会和解。这其中又以南非的经验最为国际社会所肯定。曼德拉总统带领全体南非人民实现了政治转型是如此的成功，以至被各国观察家广泛赞许为不可多得的政治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