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文彪

　　一份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正由国家发改委紧张起草。发改委有关人士称，方案涉及调高个税起征点、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数个领域。这意味着继本月上旬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后，中国试图将拉动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又一引擎。(相关报道见2版)

　　增加固定生产投资也可以刺激内需，但是规模过大，也存在为以后经济过热埋下隐患的可能。而且再多的投资规模终归是有限的，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难以依靠短期的规模投资计划。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较快发展，需要建立在国民消费需求与能力的强劲上。这就需要加强基本社会保障，促进国民消费。而促进社会工资的普遍持续增长，就是让国民有钱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在出台巨额投资计划后，将提高社会工资等作为扩大内需的又一举措，可谓是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举措。

　　但是通过提高工资等增加国民收入手段刺激内需，需要以将尽可能多的国民工资纳入提高范畴为前提。我们不知道报道中“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指的是多大范围，但以下事实却是毋庸置疑的：通过提高工资扩大内需的效用是与工资能够得到提高的国民数量成正比的，唯有将尽可能多的国民收入纳入提高范畴，才能在更大程度上起到有效扩大内需的效用。如果提高社会工资遗漏部分群体，不但难以发掘这些群体的消费潜能，而且易令其滋生不公之感。

　　从社会政策的公平性而言，一项政策的实施应以增加每一个群体与个人的利益为目标。尽管不应追求利益分配的绝对平均主义，但是公平公正，让尽可能多的人从中受益是社会政策的根本，也是一项社会政策能够得到尽可能广泛支持的基础。

　　正因如此，此次拟实施的提高社会工资扩大内需计划，如能扩大政策受益的群体范畴，以提高当前相对困难群体的收入为主导，既能发挥更大的扩大内需效用，又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

　　具体言之，这就要求提高社会工资扩大内需，在适度提高机关事业单位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提高企业人员收入水平；在规范垄断企业工资发放的同时，更要注重提高非垄断企业的工资水平；在抑制国有企业管理层过快增长的同时，注重提高普通职工的收入标准。

　　除此而外，还应适度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建立健全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等举措，让非国有企业劳动者收入也能逐步得到增长。唯有高度重视政策实施的公平性，提高社会工资政策的受益面才能尽可能扩大，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应有的经济效果与社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