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达赖叛逃印度１９５９年３月３１日，由达赖喇嘛发动的西藏反革命武装叛乱失败，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图为叛乱分子向解放军交出武器。（资料图片） 

　　3月15日公然通过“武装斗争”决议，就人员、资金、武器购置等制定初步计划

　　拉萨事件后，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少数不法喇嘛和社会上不法分子也进行了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同时，达赖集团还将暴力活动延伸到境外，组织人员接连暴力冲击我驻美国、英国、法国、印度等十多个使领馆。“藏独”分子焚烧中国国旗、推翻使领馆围墙、冲入使领馆内破坏设施，对我驻外机构人员与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达赖集团蓄意对暴力真相进行歪曲。３月１４日，达赖通过其私人秘书处发表声明，将拉萨出现的暴力事件美化为“和平抗议”。同日，“西藏流亡政府”也发表一份声明，将拉萨暴力事件称之为是“藏人表达对中国政策不满的和平示威活动”。３月１６日，在回答英国广播公司“如果你让那些示威者完全停下来，他们会听你的话吗”时，达赖进一步煽动称“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因为很多要求是来自西藏人民的，我尊重他们的意愿”。

　　中国政府公布拉萨不法分子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真相后，国际上一些与达赖关系密切的人“提醒”达赖，此事将对其“非暴力形象”造成不利影响，有的甚至直接指出，达赖前番的“三不原则”表态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劝其改变态度。达赖又改换了面孔，３月１８日，他在记者会上称，“暴力活动是不对的，我们不应培养反华情绪”，“如果事态失控，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完全引退”。国际社会马上就有明眼人指出，达赖的此番讲话实际上等于承认了达赖集团应对拉萨出现的暴力活动负责。

　　当达赖急于摆脱他与“暴力事件”的关系时，他的集团却正加紧进行进一步暴力活动的准备。３月１５日，“藏青会”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中执委会议，一致通过“立即组建游击队秘密入境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藏青会”还就人员、资金、武器购置等制定初步计划，并拟从事前勘查过的中尼边境偷渡路线秘密潜入境内。“藏青会”的头目称，为了彻底胜利，我们已经准备好至少再牺牲１００名藏人。

　　（据新华社电作者：益多）

　　藏学专家批驳达赖集团所谓“中间道路”

　　“大藏区”说法无历史依据

　　据新华社电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家针对发生在拉萨的“３·１４”暴力事件，对达赖集团分裂言行予以深入批驳。

　　“我们不仅要知道达赖集团表面上说放弃了什么，还要知道他们实际上想要什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晓明表示。

　　自１９８０年代以来，达赖集团一直鼓吹所谓“中间道路”，其核心内容有两条，一是“大藏区”，一是“高度自治”。

　　朱晓明指出，“其中，‘大藏区’是达赖集团的领土要求，‘高度自治’是达赖集团的政治制度要求。‘大藏区’和‘高度自治’是达赖集团政治主张的两块基石。”

　　达赖在其达兰萨拉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大厅正中，悬挂着一幅所谓“西藏版图”，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部地区，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区，甘肃的三分之二地区，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区，云南的一半，面积达２４０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这就是达赖集团鼓吹的所谓“大藏区”。

　　朱晓明指出，“大藏区”的说法，从行政区划上、宗教上、民族上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从行政区划上看，从来就不存在由西藏地方管理的所谓“大藏区”。１９５９年以前，以达赖为首的原西藏地方政府也没有管到西藏以外的地方。从宗教上看，更不存在由达赖喇嘛管辖的“大西藏”。达赖喇嘛是西藏黄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之一，不仅其他教派如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和苯波教等不归其节制，就是班禅管辖的地区也不容他插手。从民族上看，青藏高原地区是一个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居住的地区。除了藏族之外，还有汉、回、蒙古、土、门巴、珞巴等十多个其他世居民族。

　　朱晓明说，达赖集团鼓吹“大藏区”的目的主要有三点：第一，流亡藏人来自不同地区，存在不同利益的教派、群体，他们之间也有分歧乃至纷争。打出“大藏区”的旗号可以达到笼络来自其他地区各种势力的目的。第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为分裂活动造势。国际上很多人并不知道青藏高原还世世代代居住着汉族、蒙古族、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第三，表面上不讲“独立”，只说“大藏区”，实际上是以退为进，要把分裂活动从国外转向国内，恢复他们对西藏的政教统治权力。

　　朱晓明说，所谓“高度自治”，就是要否定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任何国家的执政者都不会赞成任何流亡者以否定国家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为条件进行谈判。

　　新华社驳欧洲议会议长“抵制奥运”言论

　　停止不负责任的鼓噪！

　　据新华社电欧洲议会议长珀特林日前声称，“如果西藏的暴力继续下去，欧洲国家不应排除以抵制奥运会来威胁中国”。这是颠倒黑白的谬论，是不负责任的鼓噪。

　　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在国际上不得人心，并且严重伤害了１３亿中国人民的情感。大凡理智的人，都不会这样做的，那些对中国怀着敌意的人一味地对中国挑剔、抹黑、指责，只不过显示出自身的狂妄与无知。

　　境外记者眼中的拉萨

　　都没发现所谓中国政府“血腥镇压”的任何证据

　　中国政府3月26日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由17家境外媒体组成的记者采访团当天抵达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采访“3·14”事件经过。所有这些境外记者都没有发现所谓中国政府“血腥镇压”那场事件的任何证据。

　　外媒：拉萨正恢复平静

　　26日进入拉萨的17家境外媒体，包括美联社、《华尔街日报》等。大多数记者都发现，拉萨正在恢复平静，虽然仍然看得见那场暴乱的痕迹。台湾《联合报》记者写道：“三月的圣城拉萨，有早春的气息，又带点春寒的冷清”，东森新闻报道称，“目前拉萨已经取消戒严，不过在东部动乱最严重的区域仍有交通管制……‘西藏许多寺庙的状况已经趋于稳定，很多喇嘛也同声斥责暴力。’”

　　英国《金融时报》赴拉萨记者27日写道：“尽管有6条西藏老城区的街区在周三夜晚仍有一丝‘战区’的感觉，但汉族居民聚居的城西新区则开始恢复兴旺的商业氛围。在一个满是热闹的店铺和餐馆的街道上，两个身着袈裟的僧侣正在诺基亚展台上试用新手机。”美联社记者写道：“两个在酒吧喝酒的藏族教师说他们很高兴又能在晚上出来享受生活，自从3月14日暴乱后，他们很长时间只能待在家里吃糍粑。”《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则写道，“在这个周三的晚上，拉萨空气中还残留有烟熏的气息，警察还在街道执勤，而人们还带着些恐惧”，不过记者们“被领去了重新开放的布达拉宫，很多人又站在建在山巅的这座雄伟建筑的脚下”。

　　《联合早报》记者报道说：“当20多名外国和境外记者乘当局统一安排的车辆进入市区时，拉萨街区显得相当平静。贡嘎机场往市区途中路过三个警卫检查站，市区街道上没有见到武警或官兵巡视。”这位记者还采访了一名叫阿布的藏族歌手，阿布表示，“3·14”骚乱后，他的个人行动没有受限制，也没有看到警察挨家挨户到藏民家里搜查骚乱分子。报道还说，“阿布描述市内恢复情况和官方新闻报道的大致相同。唯一不和官方宣传口径吻合的是阿布说：‘藏人找工作困难。’”文中解释说，“根据一些经常到西藏旅行的游客反映，有年轻藏人完成大学教育，分配到农村当教师，有些藏民不接受分配另觅工作”，因此造成失业。

　　美联社记者似乎“怀疑一切”，报道称记者们被要求看“加长的录像带”，内容显示暴徒攻击的对象不仅是汉人和他们的店铺，也包括回民。录像强调了中国警方的克制。旁白说：“警察们没有使用致命武器，他们只用了警棍和盾牌。”

　　据《联合早报》记者报道，一些境外记者私下承认，在应对本次西藏骚乱后的“公关危机”方面，中国政府“反应比从前迅速”，显示中国政府努力以更务实的做法来处理外国媒体直接了解真相的采访要求，以体现透明度。

　　西方放大少数喇嘛声音

　　3月27日，正在拉萨采访的记者团在一个喇嘛庙参观时突然被30多名喇嘛包围，喇嘛嚷嚷着一些与宗教无关的政治口号，混乱场面持续了大约15分钟。

　　美联社记者立刻发回了以“西藏喇嘛打断记者团行程”为题的报道，继而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德国《明镜》周刊等多家西方网站转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尕藏加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些僧人的言行，实际上违反了他们的戒律。”他说，从历史上看，凡是闹事的僧人，他们的佛学素养往往很低，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人对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并不了解，因而特别容易受到煽动，被人利用。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熊坤新说，这些僧人对西方记者重点嚷嚷的两句话，一是“西藏不自由”，二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与最近发生在西藏的反政府骚乱无关”。而这两个内容恰是当前西方媒体最想听到的，实在是“太巧了”，喇嘛们的“世界眼光”令人惊讶，这恰恰说明达赖集团藏在整个拉萨事件的背后，可见他们的行为事前是有所预谋的。熊坤新接着说，但这两句话都不真实。如果没有宗教自由，拉萨市有那么多寺庙，喇嘛怎么能在里面生活呢？中国政府一贯尊重和保护这些喇嘛。拉萨发生的打砸抢行为就已经超出了法律许可的范围，肯定会受到法律制裁。外国记者不能以他们接触到的个别人的感受或一两句话来以偏概全地做出判断。

　　相比之下，境外记者团的很多成员关注到暴乱给拉萨经济及居民造成的惨痛损失。英国《金融时报》写道：“每一条荒凉的街道上都有烧尽的建筑物。有幸逃过一劫的房屋的大锁上都系着哈达——以此向暴力者表明房屋应该被保留。”

　　台湾《联合报》则突出描写西藏旅游业的冷清：“布达拉宫昨天重新开放，游客不多。过去因游客多，需先预订参观门票，现在不用预订，进门上楼买票即可……布达拉宫附近的餐馆，往年此时是座无虚席，现在老板则闲得打苍蝇。”

　　（据《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