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
在茅于轼先生一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引发的争执中，不少人绕过对文章内容和社会现实的讨论，却拿茅先生的善行来堵批评者的口，还有些人对批评者作无端揣度和攻击，而且这类不负责任的言论还出现在一些报纸上。这倒激起了我也来谈谈茅于轼文章的念头。
茅先生用似是而非的“仇富”挑起了一场无谓的争论。而他冲着“打倒、剥夺富人”叫阵，也由于对象的虚幻性，使得这场“战斗”有点像堂吉诃德跟风车作战。
但在挑起无谓争论时反复表达的一些看法却值得注意。
“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这不容分说的反问流露出茅先生心目中抱着固定不变的穷富界限，而“富人”代表着积极和贡献，“穷人”则是一个代表着消极、被动的符号，作为群体，是需要仰赖富人给出路的被动一群。
这不是我曲解，也不是茅先生词不达意引起的误会。因为他多处言及富人贡献时便已经对此作了明白无误的诠释。比如，断定改革以来财富增加十倍“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同样的意思，7月4日接受新财经记者访谈时表达得更明确：“企业首先瞄准的是利润，通过为社会提供服务来获取利润。有了利润、赚了钱，就为国家纳税、解决就业。现在城市很多白领都挣到5000多元了，连农民工的工资也1000多元了……所以，我认为赚钱就是关心群众。”“我也听到有一种说法，企业家没有创造财富，所有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我认为这不对，实际上财富是企业家创造的。”
把赚钱贴上“关心群众”的道德标签，不过有点滑稽罢了，可说“白领都挣到5000多元了，连农民工工资也1000多元了”，就好像这也是拜企业家或者说拜富人所赐似的。
而作为经济学家，说财富增加主要是企业家之功，甚至干脆说“实际上财富是企业家创造的”，似乎从事科技开发的、还有那些连低廉薪金都常常需要“恶意”讨要的民工与财富增长无关。此说违背常识的程度，不亚于他反对的“所有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
因为，要实现财富的创造和增加，科技的研究和引进、劳动力、资本、资源、市场，以及对诸要素的组合，任何环节都不可少。中国不能例外。至于口口声声富人纳税，给穷人提供就业，暴露了把穷富界限固定化的思维定势。然而，一个正常社会，人们的经济地位并非固定不变的。只要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是畅通的，就都有机会。倒是现在官学商勾结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堵塞了上升通道，不仅造成贫穷世袭的趋向，还限制了中等收入者的发展空间。经济学家应该在改变这种现状、恢复社会阶层间正常流动渠道上有所作为，而不是固执于无谓的穷富之争。
这一波争论，暴露的问题不少。文章引起批评，首先应该从文章内容出发问个为什么，但却绕开，去讨论批评动机；好些议论因人而异持双重标准：茅先生文章中出现不少无根据的揣度和裁决，但辩护者视而不见，可却盯牢了批评者的“恶意”。
人们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批评，自然要涉及底层状况，但有人又绕开现实，仍然把焦点集中在批评者身上，指人家想充当穷人代言人，有政治野心，教训“穷人不能因为自己穷就穷凶极恶”——这可是错把他乡认故乡！
（作者系知名伦理学家，摘编自博客中国网）
(编辑：邓伊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