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来这个定位就是这样的。但是，刚才党老师讲的问题，一亿四千万农民在外，至少还有四亿跟他们相关联的农民，他们的太太、父亲、母亲、孩子还在农村原籍。
党国英：有一部分也进城了，张董知道。
主持人：一万五千万农民当中拖家带口占多少比例？
张全收：不太多，一家三四五口的最多，一家四五口人抛弃自己家的庄稼不要种，一年也收入好几万。一年之后回家建楼房、平方也是很随便的，有五个人，一年就有五六万，四个人就有四五万。储蓄好这些钱拿回去农村盖楼房，十来万在农村盖房也是建的不错，是这种情况。姊妹两个，姊妹三个，也占比例，她们占的比例是1/10。
党国英：就拖家带口的？
张全收：对。
党国英：我了解的一般是1/5。
张全收：爸爸妈妈带着孩子。
主持人：官方统计是五千万，拖家带口。按你刚才那个数字，一亿四千万，那也就是还有九千万农民工属于单身，按照你的说法，在你的公司里面还有2/3的农民工是单身的农民工，是不是？
张全收：对，我刚才说的比例有点错，最起码十分之几或者八分之几，或者五分之几，如果是1/3，一万五千人，就有几千一家几口人的，达不到这样的比例。
主持人：单身的还是占绝大多数的？
张全收：对，那肯定。
主持人：农民工权益问题，我现在关心一个问题，是不是单身农民工权益问题更成问题？比如说他们正当壮年，但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著名学者秦晖反复强调这个问题，这可不可以归结为一个最大的农民工问题？
张全收：这是一个农民工问题，但是基于我当农民工的代表提出了这些建议，这是目前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牵涉一个住房的问题；再一个牵涉很多子女问题，不可以像一家人搬到一个地方去打工，像沿海地方，人口密集型，企业也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另外，百分之一、二十的也是这种现象，（百分之）七、八十的是老婆在家，有的是老公出来打工。（老婆）在家，两地生活比较多，因为家里还有父母亲、地。如果去沿海地带打工，他去了，老婆在家里，要在家里照顾人。还有地，还有家人，这怎么办？这个问题暂时就谈到这一块，目前要解决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主持人：你的提案当中还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
张全收：我还没有写，要写还是明年再写。刚才我也是讲了，向老的代表学习，多听、多见、多闻。知道了之后，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之后再去说。
主持人：我和党老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年龄稍微大一点。我记得八十年代美国一个总统访问中国（那个时候没有农民工的概念，指的是国有单位的员工），听说大量存在夫妻两地分居的现象，当时他的评价是这样的，“很惊讶，怎么可以这样，”夫妻两个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面，就觉得太不人性了。
张全收：不是见不了几次面，有的是一年都见不了一次面。
主持人：现在更惨了。刚才就谈到，一亿四千万农民工当中，有五千万农民工是拖家带口过去的，还有九千万农民工实际上是两地分居，是单身农民工，并且在公司里面的比例就更大了，按照你刚才的说法，我以为是1/3，你的意思是1/3还不到（拖家带口的）。这个后果，刚才讲过是一种不人性化的安排，不人性化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我分析，我在报纸上面经常看到，在一些大学校园，或者在一些城市的一些比较偏僻的道路上，经常发生一些性犯罪，跟这个是不是都有关系呢，党老师？
党国英：家庭生活是成人的一个福利，你把人家的家庭生活分开了，或者孩子搞到家里，大大降低了这部分公民的社会福利，这是从社会利益上讲。我们讲以人为本，这个既不人道，我觉得和以人为本的治国方针的确是南辕北辙。我们刚才讲到农民工的问题很特殊，你刚才提到这一点是特殊性之一。
主持人：我可能更多的不是从伦理上看这个问题，从伦理上很明显的是既不人性，也不道德，我可能更关注的是对社会的后果？
党国英：我刚才讲到社会福利的问题。
主持人：第二个，可能由此带来的，他的家庭骨肉分离，关键不在夫妻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关键是孩子？
党国英：都重要。
主持人：可能我作为父亲，更看重孩子。
张全收：我讲一句，还有一部分人，两公婆在家结婚几年了，后来男同志就出去打工了，女同志就放在家里种地，带着孩子。结果，他到外面，老婆也想不到，没有办法，他就在外面找了第二个、第三个，这个问题也是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多。
党国英：说白了，通过商业途径来满足他的一些生理要求。我告诉你，有一些人做了一个统计以后发现，搞基因测试，亲子鉴定，居然发现什么呢？发现亲子鉴定孩子和父亲没有血缘关系的，农村的比例超过城市。
主持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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