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走在大会堂台阶上也是感觉很好。展江教授，你观察这次的两会记者和官员之间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展江：根据我有限的观察，我觉得今年的话题比去年开放，当然有一些也延续了去年的做法，比如说更多关注权力问题，关注民生问题，关注社会发展问题。当然，我觉得今年的议题比往年宽泛一些，包括人大的构成，人大的职能，比如有人就提出人大是不是应该有别论，甚至应该允许“吵架”，“吵架”的会议也是一个成功的会议，我觉得这些观点的出现是往年所罕见的。

    当然，我们是通过媒体来了解两会，只能了解一些片断的信息，所以我也想向刘先生请教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现在争议的议题很多，但是我们就不知道，这次人大和政协大量增设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你作为又了解经济事物，又了解媒体的专家，怎么看待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这次两会新闻发布会披露的信息之间，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

    比如，我说一个具体的事情。人大的厉以宁教授，听说昨天他有一个专场的新闻发布会（可能他是人大的，不是政协的）。但是，厉以宁教授是一个在民间有争议的人物，我们都承认他是经济学一个很有名的学者。但是在他的新闻发布会里面，他坚持一个主题，中国的经济在奥运会以后会持续健康发展，包括一些官员通过新闻发布会，通过媒体发布这些信息，特别是财经类和人民生活相关的信息是否准确。特别是今年以来，我们遇到了像CPI、CPP居高不下这样的状况，民间都在担心，政府官员会不会讲真话？
   
    刘梦雄：我是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在政协的讨论当中，我自己本人而论，我对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两个数据，我曾经也提出过自己的见解。第一个，温家宝总理鉴于过去连续五年经济平均年增长率10.6%，去年是11.4%，所以，他提出在今年把年增长率压到8%，我对于这个事有所保留。

    今天而言，在中国的经济各种成分当中，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已经撑起了半边天，就算是国有企业里，比较大的企业都已经上市，他们要对股东负责。也就是说，上市的国企也好，私营企业也好，以及外企也好，这些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底下，采取市场导向，对股东负责。你说一下子从11.4%减到8%，他们是不是能一呼百应呢？我觉得这些都不是说完全可以由政府控制的。作为（中央）敲响警钟，不要让经济增长过热，从这个角度出发，要降低增长率，让人家清醒，泼泼冷水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如果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这些东西不去改变，以及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不去改进，增长率始终是居高难下。

    第二个，今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温总理说控制在4.8%，我对这个也是有存疑。因为去年6月的时候，消费物价指数（CPI）达到6.5%的时候，已经破了11年的高峰。到了今年1月，CPI达到了7.1%，而2月份来讲，我估计由于雪灾造成的供应紧张，以及春节的消费旺季，CPI肯定不会比1月份低，应该起码是7.2%或者以上。现在提出4.8%，我就讲，除非下半年有把握都降到3%以下，全年平均起来才可以勉强达到4.8%。但是这里有好几个因素我们控制不了。

    一个是人民币升值，这是来自国际的压力，能压制吗？如果人民币升值，在未来一年升值8%或者10%，4.8%要怎么控制。第二，国际的原油价格已经是103美金/桶。铁矿石，过去的三年，头一年加价79%，第二年加价19%，第三年加价65%，这些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粮食价格、小麦价格在国际市场都涨上来，黄金价格也是逼近1000美元/盎司的大关，这些涨价有国际性的因素，我们能掌握吗？所以，我觉得4.8%这个东西，未必我们就能够这么乐观。
   
    主持人：我很想问你，你在北京这几天看香港的报纸，还是看内地的报纸？
   
    刘梦雄：都看。
   
    主持人：你最喜欢看哪里的新闻？
   
    刘梦雄：我最喜欢看是《南方都市报》。
   
    主持人：比较起来更喜欢看哪个（两地之间）？
   
    刘梦雄：两地之间，反过来《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每天都派到我们房间来，由于时间的关系，对于这些报纸，因为很多都是有关自己的报道。像《文汇报》，也有对我的报道，我的照片。像今天的《大公报》也有我的照片，我的讲话等等，我们比较多看看香港的媒体怎么写我们。但是，从看问题是否到位，或者当前的焦点、热点、重点的问题，我觉得《南方都市报》那些是讲的比较好，分寸拿捏的比较好。
   
    主持人：你觉得这两天的报纸哪一个更客观，或者真话更多一点，或者做的更专业一点？
   
    刘梦雄：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媒体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为什么呢？我看了很多媒体的报道，比如人家很多发言，发言里面，讲正面的东西，它们当然是会有很多篇幅。但是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或者是涉及到一些批评的问题，一些具有争论性的问题，好像在这方面的反映，我觉得要取得一个平衡的话，现在还达不到要求。

    比如说，《劳动合同法》，据我所知，港澳区里的委员来讲反对意见比较高。因为有一些本身就在内地投资，《劳动合同法》给它的经营成本增加了这么多，哪些是不切实际，哪些是超阶段，哪些是让我们血本无归，到时候投资者关门大吉，劳动者的保障也就完了，等于零。很多意见反映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了就是这些。但是媒体的报道里面，有一些像劳动部就说，《劳动合同法》不会修改，只有认真执行。
   
    展江：他们的一些不同意见很少倾听。
   
    主持人：香港的政府，你觉得敢这样说话吗？
   
    刘梦雄：香港政府，整个氛围，它有一个法治，它的自由度，有独立的媒体，独立的司法，因此来讲，它的政府往往讲话比较可以说“是其是，非其非”。在这一点比较客观。比如曾荫权特首，前阵子，今天讲了一句，“民主发展到极致，就能演变为文化大革命那种状况”。第二天，马上学者就轰他，“专制发展到极致，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种状况产生”，怎么颠倒过来是民主发展到极致，结果曾荫权马上发表，我收回讲话，向大家道歉。
   
    主持人：是不是官员要强势一点，气很壮，比较傲一点。香港可能轻言轻语，害怕得罪。
   
    刘梦雄：不是气壮不壮的问题，最主要是观念里面，香港政府官员里面“公仆”这个观念很强，“我是人民的公仆”，这一点来讲是比较牢固的。因为香港经常有民意测验，财政司长评分多少，政务司长支持率多少，都有的。然后，还有支持度以及各种批评，变成时时刻刻都会在媒体的关注、批评或者是赞扬当中，他做的东西来讲，程序都是公开的，有很高的透明度，变成媒体怎么去批评他，过分来讲，他也不会怎么样。

    比如说，有一次香港《东方日报》的标题就是“忠心耿耿受冷遇，杀人放火受招安”，公开批评曾荫权把反对派一、两个人士弄来当新闻统筹专员，中央政策组顾问，他们就炮轰，曾荫权也没有怎么去反驳。

    这样来讲，有这种氛围。但是也要看到，香港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28000美元，内地现在才是2000多，经济发展水平有不同，普及教育的程度有所不同，民主的素养有所不同。这个方面来讲，“一国两制”，我们也很难做一个硬性的比较。因为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是共产党的领导。放眼现在960万平方公里，有没有哪个社会力量或政治力量能够代替共产党的领导。我在政协也讲，今天如果普选，我相信也是共产党执政。但是如何改善党的领导，党的领导的方式怎么能够体现从革命党升华到执政党这样一个历史职能的转变，我觉得里面有很多课题要解决。
   
    主持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个话题——“媒体的政治”。笑蜀，从刘委员对香港媒体的比较，政府的比较，对于当下媒体和政府之间，你有什么观察？
   
    笑蜀：我先说两会。关于两会，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两会是有“两个两会”，一个是实体的两会，也就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两会，我把它叫做“剧院两会”，大剧院开的；还有一个是虚拟的两会，在舆论广场里面展开的两会。两个“两会”的话题是重叠的、交叉的、吻合的，外面说什么会影响到里面。“舆论广场两会”会影响到“剧院两会”，“剧院两会”里面讲什么也会影响到“舆论广场两会”。而且我也参加一些场合，诸如小型的研讨会，半公开的，公开的，这些两会就是舆论广场中的一部分，专门针对剧院里面的两会开的，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拉出来，把你们在里面的意见带出来，带到研讨会里面。
   
    主持人：这两个不同“磁场”的民主或者传达的信息互动，你觉得老百姓更相信哪一个，相信他们（剧院）说的，还是相信外面广场上的？
   
    笑蜀：当然我认为更倾斜“广场两会”。事实上，按照中国媒体与政治的关系，这种景象在以往很少有，现在“广场两会”对“剧院两会”的影响渐成气候，其实就形象地说明，媒体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媒体对政府的影响逐渐放大了。
   
    刘梦雄：不过你说群众倾向于哪个两会，我是这样认为。剧院的两会当中有敢讲真话的，广场的两会里面也有意见是非理性的，其实倾向哪个呢？倾向于讲真话，倾向于真理，我觉得是这样的。
   
    展江：就像主持人开始说的一样，两会中，大陆的无论是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他们在参政议政当中，有少数代表得到公众的认可，但是多数人好象达不到公众的期待，这个问题似乎很难解决。当然我们也看到，最近《人民日报》上个月22号写了一篇文章，“解放思想，首先解放表达”，但是解放表达恐怕“说易行难”。
   
    主持人：这算是一个检验。
   
    刘梦雄：我同意你的意见，我昨天在香港《东方日报》我的专栏（其实那个文章也是我昨天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文章的标题是“荣誉感与责任感”。我提到能够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或者为委任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13亿人口，无论是人大还是政协，都是几十万人才挑出一个，自然是很高的荣誉。但如果说，我们只是满足于荣誉感，没有意识到我们应该为国献策，为港建言，为民请命这样的责任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白当了。

    我的文章里面，我的发言也是这样讲，1958年，当时“大跃进”狂飙，什么“全民大炼钢铁”、“亩产13万斤”、“卫星满天飞”，那时候非正常死亡几千万人。当时一个开国元勋——彭德怀元帅，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我说，论荣誉不知道比我们政协委员的荣誉高多少倍，大多少倍，但是彭德怀元帅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针对“左倾”错误给人民带来的危害，发言直谏，我为人民鼓与呼，到时候历史会铭记他的功绩，人民也对他千古颂扬，这就是责任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