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掌声和鲜花海洋中，也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个声音：代价巨大的载人航天，对尚不发达的中国
来说，是不是过于超前和奢侈了呢？

    中国的载人航天也曾有过并不现实的超前阶段。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上天后，举国振奋。次年，曙光一号载人航天工程就全面启动。后来，还是周恩来一句“要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叫停了这股高涨的热情。

    “现在看来这个决策真英明，那个时候如果搞，可能花很多钱也搞不成。”亲身经历那段历史的戚发轫，在后来又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决策过程，并在神一至神五期间担任飞船系统总设计师。这位资深的航天专家认为，当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启动载人航天工程时，时机确实已经成熟了。

    航天技术与空间探索，是衡量一个民族智慧、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均具有战略性影响。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这是一个必须“有所为”的领域。    

    一波三折的决策历程表明，求真务实，正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与生俱来的风格，它注定了中国的载人航天要走一条与世界上任何航天大国都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抛开过于超前的航天飞机方案，选择从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能够支撑的飞船起步，同时，在研制飞船时一步到位，直接盯住世界第三代载人飞船；独有的“三舱一段”设计，以及在返回舱返回地球后，轨道舱留轨工作半年的创造性设想，使中国的载人航天走上了一条投入少、效益高的道路——留轨的轨道舱可继续作为试验卫星使用，在需要实施交会对接时，只要再发射一艘飞船上天即可完成与轨道舱的交会对接试验。

    发达国家在进行载人飞行之前，可以发射近１０次，甚至１０多次无人试验飞船。中国只进行了４次无人飞行试验就实现了载人飞行，并在第六次飞行中实现了在太空工作和生活，这又是一个中国式的创造。因为低投入、高效益，是任何工程都会追求的目标，但如果没有科学、求实、严谨的工作作为基础，就不会产生令世界惊叹的效益。    

    正是通过严谨细致、周密充分的工作，依靠成千上万航天科技人员的智慧和努力，才弥补了中国物质、技术基础的不足，神舟飞船、运载火箭质量过硬，数千台套地面设施设备无一故障，全系统数万个口令无一差错，操作无一失误；北京、酒泉、西安３个指控中心和分布在国内外的１０个测控站，以及分布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的４艘远望号测量船，都精确、及时，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实现梦想，从来靠的都是求真务实的工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