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荫权兼任代理行政长官，直至香港特别行政区于7月10日补选行政长官，填补因个人健康理由而辞职的董建华空缺。

　　曾荫权今年已60岁，他在今年2月8日曾说：“我任期�熣�务司司长�牭�2007年。”

　　1998年他出任财政司司长，当年8月，成功抵御国际对冲基金对香港股票市场的冲击，下令动用1181亿元外汇基金入市，终于在兵行险着之后，成功保着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没有成为大鳄的点心。记者至今印象深刻，当时采访时，他身后放着朋友送的一具陶塑，造得栩栩如生的曾荫权，正在降伏一头大鳄。

　　也在这个时刻，他认清了祖国大陆对香港经济的重要性。当年中央向香港提供实质支持，向香港金融管理局购入200亿美元债券，令金管局有更多现金与国际炒家对决。更重要是中央表态支持香港政府动用外汇基金入市，同时在中国数千亿外汇储备的庞大后盾下，国际炒家自然有所忌惮。

　　特区政府一名局长级官员私下对本报说，以往在英国的管治下，香港政府官员与内地绝少交往；1997年回归之后，首先突破这个惯例，明确表示要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的政府高层，便是曾荫权。

　　曾荫权任职香港政府37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岗位，是在1991至1993年间出任贸易署署长，负责处理所有关乎香港贸易的谈判和管理事宜，这也令他对于香港与珠三角的区域经济连结的构想，奠定良好基础。在香港经济在2001至2002年遭受“911”事件的严重打击之际，他身为政务司司长，开始实行与珠三角合作的大计。

　　曾荫权在去年10月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也谈到这个问题。被问及香港商界自1980年代开始大量投资在珠三角，1997、1998年已有珠三角连结的概念，但为何香港特区政府要到2002年，才作出实质的政府行为，推动与珠三角连接？

　　曾荫权当时回答说：“因为政府的工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心，特别是要涉及很多资源及时间的工作，我觉得我做了政务司司长后（2001年5月），政府有些改变，原则是我们要对这个市场的幅员拓展要做一些推动的功夫，这不是说市场做错了，而是要加强。”

　　“第一件事是将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升格，由董先生亲自带领，另外我自己则做一些深层次的功夫，做落实及走访的工作。”

　　回归初期，香港政府的工作重点是过渡问题，放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相对较少，要到时机成熟才开始做。曾荫权承认在推动香港与内地经济更紧密联系时，曾遇到一些阻力，有人会担心一国两制界线会变得模糊。

　　但他说与内地经贸关系更紧密相连，不会冲淡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度，也不会破坏香港的公平竞争平台及廉洁制度，因为这是香港的根基，中央政府不会允许任何削弱的因素存在。

　　当然，这会令个别国际投资者产生错觉。曾荫权说，他们只注意到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忽略了一国两制及香港是独立关税区的事实。所以香港政府在对外宣传与内地的紧密经贸关系的同时，要强调真实情况，告诉投资者一国两制在宪法上的地位是不容改变的，同时香港政府对连接内地的口岸作大量投资，在促进贸易便利化之余，同时严守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曾荫权在去年12月底接受本报另一次采访时，更进一步谈到内地与香港经济联系的重要性：“在中国经济正不断向前迈进的过程中，香港凭着资金、财务、信息、服务、商贸、物流等多方面的优势，以及在国际市场丰富的经验，正好担当连接内地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推动角色。”

　　事实上，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2004年首10个月，香港与内地的贸易总额就接近1．5万亿港元，比2003年同期增长逾18％。

　　他续称：“香港是内地外来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内地在港的投资亦不断增长，现时已经有超过200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经营业务。其中内地企业在金融市场的参与尤其活跃。自1986年至今，内地企业在香港交易所市场共筹集资金已经超过8000亿港元，可见香港对内地企业发展可以发挥重大作用。”

　　曾荫权除了是香港最高级、最资深的公仆之外，还是香港最重要的推销员，在他任内出国不知凡几，向外推销香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便是1998年香港政府入市之后，他便到法兰克福、慕尼黑、海牙、阿姆斯特丹、华盛顿、纽约、波士顿、伦敦和爱丁堡等地访问，除了向外界解释港府的干预行动外，并会为建立抵御对冲基金再来犯的国际秩序探路。

　　另一轮重要的外访，便是近年他与珠三角城市联合对外推广。单是去年一年，他便安排了特区政府与广东省政府最少8次的联合推广，4月与佛山市政府去了纽约，5月与东莞去新加坡，6月与广州去汉城，与深圳去东京，8月与深圳去瑞典的斯德哥尔摩，10月他更亲自出动，与广东省去伦敦，10月底与东莞去法国的马赛，11月与珠海去印度的孟买及新德里。

　　马不停蹄的代价，便是休息的时间愈来愈少。曾荫权曾对记者透露，他平日清晨6时便起床，在头脑最清醒的时候先处理一些公务，有需要时更会4时便起床，他的手下便曾收过他在4时许发出的电邮。